监管层为何强调 普惠金融“三个不能”

  “不能搞运动式的,不能搞政策性的,不能搞慈善性的,那是不行的。”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针对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问题,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要负责人连说了“三个不能”。  “三个不能”,并非无的放矢。  因为,搞运动式的普惠金融,不乏其人。在这些人眼里,普惠金融既然是上面要求做的,那就搞个运动,做出声势。不仅要大张旗鼓,而且要轰轰烈烈,确保短时间内见效。  搞政策性的普惠金融,也不鲜见。在这些人眼里,既然要帮助弱势群体,那就运用政策推动,或者强行给相关金融机构下指标,定利率,要规模;或者以政策补贴和优惠强力推进。总之,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政策办不到、办不了、办不好的。  搞慈善性的普惠金融,更大有人在。缺钱的给钱;融资困难的,不管能不能还,先送贷上门。在他们看来,弱势群体,需要的是救助,而不是贷款;贷款放给弱势群体,能不能收回,并不重要。  现在,监管层官员用“三个不能”,否定了上述三种普惠金融做法。  为什么“不能”?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还会把普惠金融做进“死胡同”。  首先,三种普惠金融做法,注重的都是短期效应,都或多或少持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对普惠金融的目标和意义缺乏深刻理解。  无论运动式、政策性,还是慈善性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解决眼前所有问题。他们不去区分,也没有耐心区分哪些对象是有真正金融服务需求的,哪些是需要财政补贴、政府救助的;他们也没心思久久为功、把普惠金融当作事业来做,总觉得满足了弱势群体当前的金融服务需求,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普惠金融所有问题。  其次,三种普惠金融做法,都会破坏商业秩序,让专心做普惠金融的难以为继。  以商业可持续的理念做普惠金融的机构,通常会去研究市场,区分对象,会按照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进行合理定价,会使用数字获客、数字风控等,来解决小额贷款的信用放款问题。这些都需要投入,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坚持。如果运动式的、政策性的、慈善性的普惠金融纷纷进场,他们可能不在乎价格,会用很低的利率,甚至不在乎亏损的方式,扭曲市场,开展普惠金融;也可能借助政策推动,短时间内满足了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让认真做普惠金融的找不到客群,找不到市场。总之,一个本应按市场规律运行的市场,到头来可能会因为三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普惠金融”做法,被冲击成一地鸡毛。  再次,三种普惠金融做法,还容易让弱势群体对普惠金融产生误解,把普惠金融视为财政补贴或政府救助。  运动式的普惠金融,虽然大张旗鼓,甚至各种手段悉数登台,但也会让弱势群体误认为这是常态,对运动式背后的“功利性急切”产生困惑;政策性的普惠金融,通常都会辅助很多补贴和优惠政策,容易吊起弱势群体的胃口,以后没有优惠和补贴的,就不愿接受或者非常抵触;而慈善性普惠金融,更是在冲击市场秩序的同时,带给弱势群体一个强烈信号,原来这样的贷款可以不还,或者还不还无所谓。无论三种中任意一种普惠金融做法,都容易让弱势群体对普惠金融产生误解或误判。  正因为如此,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官员以“那是不行的”,斩钉截铁给予了回应。  实际上,比起运动式的、政策性的和慈善性的,弱势群体最需要、最受益的普惠金融,还是商业可持续的保本微利的普惠金融。因为这种普惠金融,不仅能源源不断地让弱势群体在有金融需求时,就能得到满足,而且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使弱势群体拥有更丰富的选择范围和空间。  从目前情况看,真正在普惠金融方面做得有声有色的,是以包括微众银行在内的三家互联网民营银行以及金融科技实力强劲的国有大行。正是这些金融机构的探索和创新,才让普惠金融在服务庞大群体的成本和有效控制信贷的风险方面,取得了平衡,实现了商业可持续。这说明,只有让成本和风险对称了,普惠金融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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